范晔死后一千余年,始终无人怀疑其“谋反”事。直至清代,才陆续有学者为范晔辩诬。王鸣盛是替范晔辩诬的第一人,他在《十七史商榷》中断定“蔚宗不反”,并说:“计蔚宗性轻躁不谨,与妄人孔熙先往还,是其罪耳。决不当有谋反事也。”在列举大量事实,并实行具体剖释后认为,这是“《宋书》全据当时锻炼(罗织罪名)之词书之的结果”。接着,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也说:“蔚宗此狱,揆之以事以势,以情以理,皆所必无。”陈澧是为范晔辩诬最卖力的一位学者,他特著《申范》1卷为之申雪,说“(范晔)负千古之冤,安得而不申之”。以上学者都为范晔申雪说出了很好的理由,值得人们深思。现代又有学者如束世征认为,王鸣盛等“但凭主观推断而不能举出‘不反’的确证,其辩白是无力的”。并说:“谋反是何等罪?知情不举,应得何罪?即如《申范》所说,称为谋反也不算冤枉。”但又认为:“谋立义康是企图‘拨乱反正’、稳定政局的一次政变的酝酿,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34]这就值得商榷了。
范晔的死因究竟何在?稽诸史籍并结合清代以来的各家之论,主要原因有二:
其二,多才受宠遭到同僚的妒忌和排挤,是范晔致死的重要客观原因。范晔因才学而受到宋文帝的宠幸,但同僚何尚之、庾炳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却妒其才,忌其宠,合力排挤之。时范晔与沈演之同被宋文帝知遇,每次入朝,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一同见皇帝;而沈演之先到,却不等范晔,而单独见皇帝。何尚之身为尚书仆射,对范晔也极为忌恨,范晔曾说:“外人传何尚书见憎,计与之无恶。”[36]徐湛之甚至诬告范晔是逆乱的“首谋”,足见其妒忌的程度。不仅如此,就连一时朝贵也多与范晔不合。范晔曾著《和香方》予以讥刺,把庾炳之比作“多忌”的麝香,把何尚之比作“虚燥”的零霍,把沈演之比作“粘湿”的詹唐,把羊玄保比作“昏钝”的枣膏,把徐湛之比作“浅俗”的甲煎,而以“沈实易和”自比。其在朝中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孔熙先也曾对他说:“廉直劲正不得久容”、“人间雅誉,过于两臣,谗夫侧目,为日久矣,比肩竞逐,庸可遂乎”[37]!这些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范晔遭受排挤的程度。官场的倾轧,加之范晔本人恃才傲物和不羁行为,憎疾者众,于是共相排陷。445年,终于被徐湛之等人借孔熙先事件牵连进去,以谋反的罪名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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