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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借兵”之说，古已有之，春秋末期即有赵国“借兵于楚伐魏”②之事，隋末李渊以及刘黑闼都曾为了增强实力而选择向突厥借兵，不过直至玄宗朝为止这些都还只是一些掌故旧闻而已，谈不上有什么鲜明指向。事实上“籍兵”一词在至德二载(757)收复两京后便已出现，当时肃宗在赦文中声言：
日者逆胡猖狂，敢行称乱，朕嗣守鸿业，钦承睿图，枕戈尝胆，抚剑泣血，罔不夙夜，若涉春冰。赖天地疾威，社稷凭怒，上皇丕烈，万国永怀，因时致讨，为人请命。由是义夫奋发，回纥籍兵。邦圻关辅之士，汗陇河湟之众，沙朔羌戎之骑，微卢蛮貊之人，万里云趋，四方雾合。既张我伐，咸乃一心。③
此处“籍兵”即“借兵”。④可以看到，尽管唐廷承认了“回纥籍兵”之事，却巧妙地将其置于“万国永怀，因时致讨”的政治语境下，以唐朝自身之“义夫”对外蕃代表之“回纥”,“义夫”包括“关辅之士”与“河湟之众”,外蕃则诸如“沙朔羌戎”与“微卢蛮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为掩饰性的政治修辞，因为肃宗最初的意愿就是“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除回纥之外，“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①,甚至包括“云南子弟”②。然而肃、代二帝对于平叛一再强调的“万国”之力，其落脚点并不在于“万国”,而是旨在彰显唐朝对于诸蕃绝对的中心地位。杜诗中的“万国兵前草木风”,实此之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