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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指出：“一桩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编组故事不应用不合情理的事件——情节中最好没有此类内容，即便有了，也要放在布局之外。”[5] 亚里士多德的告诫直到今天仍然是那么令人信服。
不过，仅仅指出《屈原》情节设置的“不合情理”并非本文的目的。相对于《屈原》的艺术成就，它的这一缺陷毕竟瑕不掩瑜，笔者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屈原》包含了哪些光彩夺目的“瑜”，使得人们忘记或对其中的瑕疵视而不见？抛开具体的社会历史因素不谈，笔者认为《屈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家对中国普通民众传统审美心理的谙熟与把握。作家不仅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借着“古人的皮毛”喊出了时代的强音，而且巧妙地将“爱国”“革命”“抗日”等最具“现代性”的宏大历史叙事与深藏在民间的古老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戏曲的审美心理定势融为一体。但在传统文化观念的过多“魅惑”下，郭沫若注视古老历史的“现代”目光有时不免显得犹疑而苍茫，下面笔者分别论述之。
[1] 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载《人民文学》，19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