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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决策
武德年间，唐王朝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削平区宇”,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不可能把重点放在如何治理国家上。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皇太子，开始执政，就令百官“备陈安人理国之要。”正式即位后， “安人理国”更成为一个极端紧迫的任务。
武德九年十月，唐太宗亲自主持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当时面临着百废待举、百乱待治的局面，大乱之后究竟能否大治?“人皆异论”,持怀疑态度的不少。连求治心切的唐太宗，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对于唐初“致治”缺乏信心。唯独魏徵满怀信心地说； “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 “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是很有见地的。
可是，大臣封德彝等人却大不以为然，引证历史，说什么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甚至当着唐太宗的面，厉声指责： “魏徵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乱国家。”刚直的魏徵也不客气，援古引今，考之史籍，反复说明乱后致“太平”的事例多得很，强调指出： “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驳得封德彝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