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气录中文

第三个特点，是把握了社会的症结、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杜佑“经邦”、“致用”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杜佑青年时代经历的“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唐皇朝政治力量的削弱和财政收入的困难，极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学风和撰述旨趣。这在《通典》中有突出的反映。他在讲到“历代盛衰户口”时列举了一些统计数字，以衬托“盛衰”之变：天宝十四载（755），“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此国家之极盛也”。杜佑在注文中补充说：“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即755—760——引者），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一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即杜佑撰写《通典》之初——引者），唯有百三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78]杜佑列举这些数字，是以事实说明“安史之乱”后唐皇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建中初年，杜佑上《省官议》，内中写道：“当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今黎苗青，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分之二，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79]他在文中还批驳了一些阻碍“省官”的言论，这些都表明，“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变化，是杜佑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他的许多见解，既是政治家对历史的卓识，也是史学家对现实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