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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9 洛书星图[126]
这些研究实际上道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一些星图与其说是源于视知觉获得的图像，不如说是源于文化中的某些符号（图形）；而一些文化中的符号（图形）与其说是源于人的创造，不如说是受到某些星象图案的启示。也就是说，在视知觉图像和文化符号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就古代星象学而言，观察星象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恰恰在于比附、诠释人事。由于星象是不可更易的，而人事却是可以左右的，因此对星象的解读，许多时候是更为主动的一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某些汉字和易图以投射的方式生成了某些天象图案的缘故。事实上，前述河洛星图并不完全对应于河图和洛书。其中，按河图的排列，“天狗”“上台、中台、下台”星座理应在正西，而实际星象却在正南，“天船”“司怪”等星座反倒在西南方。何以如此呢？只有一种可能，即主观思维和认知活动的主动介入，对视知觉提供的材料进行了“剪裁”和“加工”，参与了视知觉对星空图案的组织工作。当一些星星被组成一定的图案时，它在人脑中就会产生某种意象，一旦这种意象又与现实生活中某类事物相似时，它便反过来使人们再按这类熟悉的事物对星图加以重新组织或解释。除了前面说的北斗七星例子外，“天狗”等也是这样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涉及意象图式的“投射”问题，我在下一章还要专门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