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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鉴识》篇以评论人物开篇，随即转向评论史传。刘知幾写道：
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1]
这里，刘知幾提出了“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意思是说，事物自身本有一定的尺度，而人们对它的审察、评论往往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人们的学识、思想的差异造成的，所以才会出现对于同一事物的“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的现象。因此，他提出了“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关键。
刘知幾把《鉴识》同《探赜》联系起来，从认识论上阐述了史学批评是一件严肃而又艰难的事情。这就是说，在史学批评上，人们只有通过“探赜”，才能达到“鉴识”。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涉及史学批评中之主体修养与正确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浦起龙《史通通释》按语说：《鉴识》篇是“人之辨史”，《探赜》篇是“论论史”。他说的“史”，指的是史书，这说明浦起龙是深于这两篇的论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