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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而稍晚于《通典》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柳宗元反复论证这样一个命题：“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在具体的论证上，柳宗元发挥了杜佑“自五帝至于三王，相习建国之制”的看法，他的新贡献是指出了这种“相习建国之制”并不是圣人的意旨所能决定的，而是当时的历史形势所决定的，从而丰富了杜佑的认识。《封建论》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以历史事实证明：在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在唐代，“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109]。柳宗元的这些结论，可以看作是朴素的历史主义方法的具体运用而得到的。柳宗元没有说明他的《封建论》是否得益于杜佑《通典》的启示，但他们的思想无疑是相通的。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因素不仅在历史理论中有所反映，同时在史学理论中也有所反映。在这个问题上，章学诚提出的理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写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他举出陈寿、习凿齿、司马光、朱熹等人因所处时代不同，故对“正统”的理解、处理各有不同，“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他又写道：“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110]这是古代史家关于朴素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极精彩的论述。所谓“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既顾及人们所处的时代，也顾及虽处同一时代而每人不同的遭际。章学诚是史学理论家，他的这些见解对于古代史学批评方法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