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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亚述的教育思想
与古苏美尔人的教育思想和古巴比伦人的教育思想相比，古亚述人的教育思想表现出强烈的黩武气息。这种独特的思想贯穿于古亚述人对于教育的目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教学方法的采用等各种观念之中，使古亚述的教育思想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一）关于教育目的、地位及作用的思想
从已出土的文献资料来看，古亚述的教育目的似乎也同古苏美尔人一样表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如在已发掘的泥板书及铭文中，亚述人把祭司、僧侣、文士、军人放在几乎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谈论更多的是前三者，因而国内已有的几部外国教育史专著都认为文士的培养是其教育的核心。但是，古亚述的祭司和文士也必须懂得军事。就祭司而言，到了古亚述时期，他们的服务对象已不再是古巴比伦人崇拜的乌尔都克神（智慧之神），而是以亚述大神和伊丝塔尔神（女神，女战神）取代了他，并且对于后者的崇拜远胜于前者，因为她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亚述国王阿瑟巴尼帕（Ashurbanipal）在其祷辞中说：“啊！阿尔贝拉的夫人 [33]，我是阿瑟巴尼帕，亚述的国王，你的手的创造物，受你生父 [34]的（召唤）来重修亚述的庙宇并建筑巴比伦的名城。我已决定走到有关荣誉的神圣地方，然而，以栏国王条曼不尊敬诸神。所以，我求你，女神中之女神、战争王后、诸神的公主……为我向你的生父亚述吁请，（因为条曼）已把他的军队摆上战场，已集中他的武器向亚述前进。你，诸神中的战士，像……要在战场中心追赶他，用暴雨和恶风消灭他。”[35]由此可见，当时祭司的作用主要在于向战神伊丝塔尔表述国王的意愿，并请求她用神力帮助世俗国王在战斗中获胜。因此，祭司也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战士”。因为亚述国王均出身僧侣阶层，因而培养僧侣实质上就是培养最高统治者自身。只有明白了这层关系，我们才能明白亚述国民为什么那么重视僧侣的思想实质，也才能明白亚述国王在祷辞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迫切而热烈的思想和愿望：“愿我的帮助者诸神欣纳我的虔诚的工作，并愿诸神衷心祝福我的国度。愿我的僧侣的种子永远昌盛，好像巴比伦城的埃·萨吉拉的基础”，“愿我的僧侣宝座的基础安如磐石！”“愿仁慈的命运、优渥的恩惠，伴随着我的统治，保护我的僧侣的地位”[36]。由历史我们知道，亚述国王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军事领袖并以征战为能事，所以，重视僧侣教育仍然要以服从军事斗争需要为最高旨归，实质上也是培养“战士”。由于当时环境条件的限制和周围敌对民族的不时进攻的威胁，亚述人把他们的国家完全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文士不仅要处理一般的行政事务，还要征募兵源，加以训练，组成军队，这就要求文士不仅能为“文”，而且要懂“武”，一旦战事紧急，文士也要立即投入战争。由此可见，文士其实也是享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战士。再加上当时亚述拥有远远多于周围其他民族的常备军并经常发动战争，培养合格的战士便是其教育不言自明的目的。因此，实践的现实需要形成了亚述人关于教育目的的清晰思想：培养为军事斗争服务的合格“战士”。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亚述民族变成了一个出色的武士民族，也养成了他们好战的民族习性和不断扩张侵略的野心以及残忍恐怖的心理态度。他们不仅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且最有力量的军事武装，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帝国，而且极其残忍地对待被征服的其他民族的战士、平民、军官、贵族以及自己民族内的叛逃者和造反者。剥人皮、钉火刑柱、割耳、剜眼、割生殖器……亚述人不仅把这些暴行付诸实践，而且还把它们编成文字，记载流传给后人，既炫耀他们的英勇业绩，也作为道德思想教育的教材。例如，亚述尔那细尔拔尔的编年史就记载道：“那些反叛我的酋长们，我把他们的皮剥了，堆成一个战胜纪念标：在里面的一些，我让他们腐朽；在堆顶上的一些，我把他们绑在火刑柱上；在堆旁边的一些，我挨次把他们烧死；我剥了很多人的皮；我把他们的皮挂在城墙上；国王的军官们（指邻近民族的）、叛徒们，我就砍掉他们的手脚。我把阿希雅巴巴（叛军首领）带到尼尼微：我剥掉他的皮，把他的皮钉在城墙上……”[37]铭文也记载每次战争后屠杀俘虏：“虏血如泉，流山泻谷。”[38]这种教育目的的极端残忍性使后来者批评不已，以至于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在其《世界文明史》第1卷中大发感慨：“指望军事强盛带来的权力和安全，到头来却成了笑料。假如亚述完全没有防御能力，它的命运也未必会更坏。”[39]不过，从积极的方面来讲，亚述人的这种教育目的观因其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使得原本弱小的亚述民族迅速强大起来，并在军队的质量方面拥有了当时无与伦比的巨大优势。可见还是有其合理性因素存在于其中的。后来的古希腊斯巴达偏重于军事训练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与古亚述人教育思想有诸多的相似性，而且斯巴达教育思想中的许多积极因素也为一些大思想家称道，并被保留下来，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西方教育思想的重要源头。古亚述的教育思想要比斯巴达早许多，因此，正确认识亚述的教育目的思想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