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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士绅研究的“大叙事”风格
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中国学者的士绅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并存在着历史学方法和社区研究方法的区别。由于特殊的原因，50年代以后，社会学中的社区分析方法完全退出了士绅研究领域。80年代恢复士绅研究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策略分析这一层次，原因是他们仍把结构变迁带来的士绅身份分化现象作为衡量其变动的唯一指标，而没有从士绅作为场域主角的取向出发，逼近和复原士绅实施社会支配时所采取的现场策略。士绅还是大时代变动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不是活生生的具有能动性的个人或群体。
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曾出现了两本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士绅的著作：贺跃夫撰写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和王先明撰写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贺跃夫虽仍持“身份论”的观点，但却在与日本武士身份的参照比较中确立中国绅士转型的位置，论说虽仍嫌简略，但尚有新意。比如在审视绅与商之间的社会流动方面，贺跃夫认为清代士绅与日本德川时代武士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德川时代的武士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各级武士作为将军或各藩主的家臣，均是从他们所侍从的封建主那里获得生活来源。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各级武士按其世袭的等级所获得的采邑或禄米额是固定不变的，向其他社会阶层的流动也被禁止，许多下级武士由此陷入了贫困化。与之相比，清代的士绅则不同，他只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可带来稳定收入的职业，士绅的地位和特权提供和扩大了他们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但这种身份本身却并不直接意味着经济地位。[23]但是，贺跃夫并没有从底层绅士在社区中的具体作用进行详细的个案分析，而是把中日绅士与武士的比较重新放在了国家行为的框架下予以解释，而且在缺乏反省的情况下把国家政策导向作为判断士绅转变优劣的标准。他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绅商合流速率加快，绅商群体人数大增，但绅商在整个士绅群体中仍占少数，而明治时期以后的日本士族却在“士族授产”“殖产兴业”的政策下，大量迅速转化为地主和小工厂主，这种差别的形成乃是由两国国家实施现代化政策导致的不同取向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明治政府在经济近代化中的杠杆作用明显地强于中国晚清政府，因为家禄是武士群体享有高人一等的封建特权的财政基础，而俸禄改革则从经济上瓦解了旧武士群体，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职业与新的牟利生财之道。[24]而国家则通过“士族授产”的方式大力扶助趋于没落的士族阶层，使其有效地向资产阶级推进。与之相反，清政府经过洋务运动移植和引进西方的工业和技术，但缺乏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如币制改革、设立近代银行金融体系等，清政府对国内民族资产企业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更不能提供必要的扶植，难以在清末的经济近代化中发挥杠杆作用。这种“国家杠杆说”，由于仍由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士绅的作用，很容易仍是在近代化叙事的趋势研究框架内简化士绅身份转换的外部环境和动力机制。士绅功能在复杂社会结构中的转换这一比较研究课题，被归并入国家对现代化趋势选择的强弱这个大叙事尺度下进行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