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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实尚有另一种文化研究，它不承认现代学科体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不拘于一格。依其之见，整个世界都是文本，都是表意实践的符号。对于研究者而言，关键是通过解读、分析这些文本符号建立与这个世界的真实联系，实现人们对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自觉认知。这种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甚至反学科的，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诸如关于影视、网络、微信、酒吧、广告、时装、拍客、恶搞、御宅等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都算是这种文化研究。伯明翰文化研究代表作之一《识字的用途》即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持文学理论模式者所反对的，正是这种文化研究。然而，持文化研究模式的陶东风先生对这种文化研究却甚为认同：“秉承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批评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藩篱，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从经典文学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如酒吧、广告、时装表演、城市广场等）。这种研究进入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在于解读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69]倘若明白了文化研究的这两种形态，则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论。但问题是，后一种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是怎样的关系呢？这就牵涉到文学泛化时代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