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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方法，鲁迅是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就曾批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淛（《五杂俎》十五）即以为‘太实则近腐’。”[6]而后来的“讲史之属，为数尚多……然大抵效《三国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本以美之，而讲史之病亦在此”。[7]鲁迅认为传统历史小说依据史实而进行历史演义，大都强调用历史的尺度来对史实进行再现，不主张脱离历史的框架来进行小说的艺术创作，因而传统历史小说充其量只是“正史之余”，属于历史的一种附庸。所以他非常反对传统历史小说事事考证于历史，过于注重历史真实，结果使得小说创作接近史书著作，不仅板腐沉闷，而且缺乏文学艺术应有的灵动活泼。而在1921年，鲁迅在翻译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历史题材小说《鼻子》和《罗生门》时，却称赞这位日本现代作家的“历史的小说”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8]显然，在他看来，要创作历史题材的小说必须激活历史，才能展现小说灵动飞扬的艺术想象和批判现实的艺术功能，从而实现将历史进行现实化的艺术目的。关于激活历史，鲁迅在1934年给郑振铎的信中，在评价其历史小说《桂公塘》时再一次表述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得来函后，始知《桂公塘》为先生作，其先曾读一遍，但以为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9]可见鲁迅虽然要求在进行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时要尽量让作品有古籍作为依据，但作为文学作品，又绝不能为古籍所拘。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既不能完全虚构，也不能全盘复制，而是要根据历史文本的一鳞半爪，去寻找历史的根据，以艺术想象来激活历史，进而建构新的历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