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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控好能源投资项目风险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资源和能源丰富，是中国能源供应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在这些国家进行能源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包括：一是开发化石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弥补国内供应的不足，增强能源供应安全性；二是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本方面的竞争优势，建设能源基础设施，如发电站、油气管道和输电线路；三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电力设备和技术向东道国出口，以促进东道国绿色能源转型发展，如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在能源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CGIT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大型项目投资主要流向了能源领域，占42.42%,能源领域已成为“一带一路”投资的重点领域。
2020年中国对25个共建国家进行了能源投资，其中对越南、巴基斯坦和智利的能源投资金额都超过了30亿美元，分别为34.2亿美元、31.6亿美元和30.3亿美元。对比投资风险来看，在这些国家中，巴基斯坦总体风险最高，排在第99位，其次是越南，排在第57位，智利的综合投资风险最低，排在第28位。从细分风险来看，越南政治风险较高，排在第94位，巴基斯坦则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分别排在第107位和第127位。投资金额高于10亿美元的还有沙特阿拉伯、老挝和印度尼西亚，中国对其能源类投资金额分别为12.2亿美元、12亿美元和11.7亿美元。其中老挝的综合投资风险较高，排在第95位。对能源类资源获取型投资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因素，表5-10显示，在中国能源投资的东道国中，尼日尔、乌兹别克斯坦、卢旺达、赞比亚、津巴布韦、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都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排名都位于100名之外，因此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能源投资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