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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对晚清基层社会教化体系的变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的传播媒介是一种能动的倍增器，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变革的速率。”③在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传播媒介主要是书籍，但由于成本昂贵、发行环节不畅，书籍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受众人数并不多。鸦片战争后，魏源撰《海国图志》,该书介绍西方各国的基本情况，刊行后在社会上广为传颂，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然而据估计，其受众人数仅仅为一万人左右，占当时有阅读能力者的七千分之一。④晚清时期，最有效的传播媒体是新式报纸。西方殖民者虽然率先在中国创办了一批新式报纸，但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十分有限。之后，中国人亦仿而效之，创办国人自己经营的报纸，并逐步从士大夫阶层向平民百姓阶层渗透，形成了受众极广的宣教系统。《申报》在其发刊告白中即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⑤新式报纸所用言语一般力求通俗，以获取众多的读者理解，报纸一般皆“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①。正因为报纸之时效性强且通俗易懂、价格便宜，所以易于传播，阅读之人也比以前大量扩充。以《时务报》为例，1896年7月1日，该报在上海正式出版，由梁启超任总主笔，到1898年6月，该报停刊。在两年时间内“《时务报》馆实际印成784500册，再加上第1—30册的缩报300000册，合计1084500册……实际售出的《时务报》当在一百万册左右”②。而“《时务报》的直接读者约二十万人”,“《时务报》受众的总人数在一百万以上当是可能的”。③后来，梁启超曾回顾道：“甲午受挫，《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④报纸提供给民众的是一个全新的画面，“自新闻纸出，而凡可传之事无不遍播于天下矣，自新闻纸出，而世之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