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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以及一批外国教育问题研究室的创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开始广泛关注研究外国教育理论与现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逐渐走向制度化道路，比较教育学术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研究趋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比较教育研究者一度关注日本。1973年3月31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华代表团来到中国进行访问交流；1974年1月12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教育考察。①这一阶段，苏联的比较教育中心研究地位逐渐被日本所取代。
1974年，吉林师范大学创办《日本教育情况》,刊登了大量的日本教育以及经济方面的文章，同时也印发了许多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实践活动方面的成果。《日本教育情况》第四期的《编者前言》特别指出：“为配合我国参加今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次大会活动，本期《日本教育情况》根据一九七四年日本报刊的材料，专题介绍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的情况。”②在同年第5期《编后记》中也提到：“为对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本期内容与上期(第四期)一样，继续介绍日本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材料。”③这一时期，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旨在实现“反帝反修”的政治目的。④此外，由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国比较教育学也开始关注英国、美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打破了以苏联作为单一研究对象国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