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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源先生认为：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禅。清史专家戴逸先生说：“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不易消除”。明朝也搞思想禁锢，也有书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祸。问题是清朝的文字狱比秦汉、比明朝要严重广泛的多之又多，时间也长得多，不但规定苛刻，而且面广，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康雍乾三代，搞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残酷，时间长达100多年。康熙五十年，已经“宽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以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给功臣家为奴，给其书作序者绞刑。过了两年，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戮尸；作序者、出钱刊印者和看过此书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亲友，而是全民性的灾难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