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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否定政府之前，马克思必须把他自己从成为他的主要导师之一的哲学家那里解放出来：他的克罗茨纳赫研究为他最后遭遇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中，马克思回忆了早期的十五年，他如何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对“市民社会的剖析”。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早在1843年，在他最初进行经济学研究之前，他就发现了他的研究指导方针：明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这与他在1859年的前言中所陈述的一样。“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到这样一个结果”[6]，等等。
“批判的修正”的不完整文本在1927年首次发表。在此之前，仅有马克思的导言具有一定的价值。尽管它们的辩证论调构成了对黑格尔的政治思维和风格的细致解释，但大部分的手稿都有着丰富的见解。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自相矛盾、他的赘述、他的诡辩、他的神秘化，简而言之，就是投机的技巧被用来支持一个主要观点，而这一论点正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建构的中心点：人和社会本来什么都不是，国家代表了一切。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精髓，而任何人只要“把它译成散文”就能看清整个的骗局。黑格尔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理论是一种道德本体论，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中无意识散发出的道德精神；但是同时，就如同“现实的观点”，这一理论产生了家庭、市民社会和这一理论本身的“界限”。通过一个巧妙的借口，黑格尔把“表象”与“现实”区别开来。马克思则认为现实的反映由遭遇专横的原则的具体联系组成：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真正的主体，是国家的活动元素。他精密地剖析了黑格尔投机理论的架构，总结出哲学批判仅仅是黑格尔式的逻辑的附带品。对黑格尔来说，“逻辑不是用来证明理论的，而是理论用来证明逻辑”。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诡辩的真正意图：证明普鲁士君主制体制的必要性以及“表明君主是上帝真正的化身的观点”。对世袭的权力的辩护被简化为是对纯粹的、简单的兽性的辩护：“在这种体系中，自然界就像制造眼睛和鼻子一样，直接制造国王。”[7]马克思著作的经典之处就是反对形而上学理论。他进而揭示了民主的概念，这在他的社会主义理念的萌芽中有所显现，也是他贴近无产阶级的更准确的原因。然而，这种发展，直到那个未发表的对黑格尔批判的导言在巴黎起草，才得到清晰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