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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接着又说：“孔子曾经说过：‘我还遇到过史书里有疑点的地方。’孟子也说：‘全然相信《尚书》那还不如没有《尚书》。《武成》这篇文章里我只取两三节罢了。’孔子在删改《尚书》的时候即使是尧、舜、夏朝四五百年的历史也只存留了几篇而已。难道那个时代就真的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情了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圣人要删繁就简突出重点而已。但是后世的儒生们却偏偏要往里添加许多繁杂琐碎的内容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功利心。”
徐爱问道：“孔子作‘六经’的目的是为了去人欲、存天理那么为什么他不将春秋五霸以后的事情也详细地展示给世人看呢？”
先生回答说：“这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来伏羲、黄帝等时代距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了他们的事迹和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而且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比较淳朴人们还没有注重形式和追求华丽文辞的风气所以那个时代的情况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二来即使有一些资料流传下来也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了。比如夏、商时期的制度政令在周朝末期就已经不再适用了更何况是尧、舜时期的社会风气呢？至于太古时期的伏羲、黄帝时代的社会情况就更不可能再恢复了。虽然各个时代治理国家的具体方法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所遵循的天道准则却是一样的。孔子所效法的也是尧、舜以及周文王、周武王等圣王的治理之道。周文王、周武王所实行的制度其实就是尧、舜时期所遵循的法则但是他们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而灵活地运用这些法则所以他们的治理才能够取得成功。然而春秋五霸以后的治理者虽然也想要恢复和实行三王时期的治理之道但是他们却只是注重表面的形式和功利心太重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本质和意义所以他们的治理最终都失败了。后世的儒生们虽然讲了很多但是却只是讲了些施行霸道之术而已并没有真正领悟到圣人之道的本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