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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伊始，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二文中，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批判。他的主要根据是：中国古代史学有“四弊”、“二病”，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为“四弊”）；“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以上为“二病”）。他还认为，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6]在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史学毫无可取之处。到了20年代，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看法上有很大的改变，但其早年关于“史界革命”之主张的一些认识，仍有广泛的影响。大凡说到二十四史，便同帝王将相的“家谱”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在20世纪的前30年，传统史学基本上处于被排斥、被批判的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史学被称作封建主义史学，其地位仍是被批判的角色，是“封资修”的组成部分。有的学者起而讨论史学遗产的需要，也是孤掌难鸣。“文化大革命”中，传统史学无疑是在“横扫”之列，后来有的被捧上天（法家），有的被踏倒在地（儒家），始终没有被置于合理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人们有可能清醒地来对待传统史学了，而史学界自身又掀起了“史学危机”的轩然大波，西方史学骤然时兴，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反思、调整状态，很少受到重视的传统史学被认为是早已“过时”的陈年老账。认真分析起来，传统史学真正开始受到较多人的关注，大概也只是最近七八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