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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武则天励精图治，为振兴唐王朝作了许多努力。
其一，广开言路。唐初依前代旧规，设登闻鼓于西朝堂，设肺石于东朝堂，供告急诉冤之用，但派专人防守，一般人即使有冤，也难以击鼓立石。
垂拱元年(685)二月，武则天下制： “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击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垂拱二年三月，又令巧匠鱼保家作铜匳四枚，共为一室， “四面置门”,分别为青、红、白、黑四色，置于朝堂，以收天下常人表疏：青匳在东，名“延恩”,告“养人及劝农之事者”投之；红匳在南，名“招谏”,“正谏论时政之得失者”投之；白匳在西，名“伸冤”, “有欲自陈屈抑者”投之；黑匦在北，名“通玄”,献“谋智者”投之。令正谏大夫、补缺、拾遗一人充使，于朝堂知匳事， “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并进。”武则天通过铜匦了解到不少情况， “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
其二，扩大仕途。唐初入仕之途主要是门荫，其次是军功、科举。门荫是汉魏以来传统的入仕途径，带有“世卿世禄”之遗风，只局限于达官贵人。军功受爵古亦有之，然不甚流行。南北朝末期以后有所抬头，但只局限于战争的场合和军人内部。科举制起于隋、兴于唐，虽面向全社会，但也往往限于贵族士人，一般百姓很难问津。所以唐初的仕途虽较前代为宽，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仍然是比较窄的。官僚贵族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体。对此，唐太宗十分不满。他曾准备拓宽仕途，实行自举，但因有人反对而未能如意。